1951年7月27日，潘达微的遗骨被放进黄花岗烈士墓旁的一处碑下。那天没有鼓乐，也没隆重排场东启网，就十来个年纪大的老同盟会成员，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抱着骨灰盒从陵园东门慢慢往纪功坊走。路上的柏树叶子摩擦出声音，听得清清楚楚。陈伟庄没有上前接，站在拐角看了一眼就走了。
这件事拖了二十二年。潘达微1929年去世时，广东革命纪念委员会以1924年的规定为由，把他挡在陵园门外。那会儿他只好先葬在陵园外的山坡上。时间往前推，1937年林森来黄花岗扫墓时，陈伟庄当面哭诉这件事，林森当场答应迁葬，但没等落实，南方战火就把计划打断。直到1951年，辛亥元老姚雨平给广州市政府写了信，事情才又被提起来，公证人员在场监督后，遗骨才被安放到烈士墓旁。
再往前东启网说，他生前一直想进黄花岗陪着那七十二人。辛亥后孙中山提出建陵园，潘达微几乎天天出现在工地上。石匠的手艺、石材的纹路、花纹的摆放，他都要看得清清楚楚，什么都要亲自把关。1917年黄花节快到，工程还没动工，他怕烈士被忘，干脆自己先立了块小碑把位置占住。很多人说他多管闲事，他不争辩东启网，只是怕多年心血成空。
在他追悼会和后来的迁葬之间，要说他做过什么，不能只看这最后一刻。1912年他办《时事画报》，最高时一天印三千份，他把连环画和漫画带进广州街头，把政治用图像讲给更多人看。河南那边的赞育善社把他学来的接生新法带去用，河边摄影店把人体摄影挂到窗橱，他就站出来说那是艺术，不该被禁。革命成功后，他拒绝了官职，回去办女子教养院和孤儿院，最多一次收了八百多人。孤儿院粮食见底，他亲自出去化缘，穿街走巷去要米。人说他爱出风头，他没解释，照样每天做好事。
再往前，1911年发生的那件事，聊起来没人不动容。4月27日的夜里，他还是《平民报》的记者，背后却和同盟会有联系。起义失败后，清军围剿，七十二烈士被丢在一块，遗骸散落，善堂的人被逼把他们和犯人一并扔进臭水坑。潘达微听了就去善堂质问，大家怕牵连，没人敢出头。他把自己父亲的老朋友江孔殷请出来，江老一句“出了事我扛”，这才把局面打开。
找地安葬也没那么顺利。城东门外有个牙医答应把义地让给他们，后来家里人一说怕惹祸就缩手了。潘达微只好又回到广仁善堂，找到徐树堂，靠着旧交情磨了好一阵，才把地拿到手。他对“红花岗”这个名字总觉得别扭，不放心，稿子里硬是把它写成“黄花岗”，想借个更稳当的名号。
入殓那天天还没亮，陈伟庄给他递了避秽丸。他忙了两个白昼，顶着腥臭把断臂断腿按编号一一配对，怕把人搞混了。那阵儿他站在刚掩起的土堆前发了会呆，然后把墓碑的格局画好，刻下“七十二坟秋草遍，更无人表汉将军”这样的句子。自那以后，他成了背后那个操心但不怎么露脸的人。
他一辈子身体不太好，常常病懒在床，但脑子活络得很。书房里摆着骷髅标本，去他那儿的人都会被吓一跳，他笑着说这是提醒自己。他对朋友亲戚也总是直来直去，有人说他爱哗众取宠，他懒得多说；有人质疑他把烈士名字登到报上是为了卖报纸，他回一句，不登出来才对不起他们。话里话外，有点倔，有点不讲面子，放到今天估计也一样惹人非议。
说到最后一次把他带进黄花岗的那天，场面很安静。没有仪仗队，也没有政治人物发言，就这一小队老同志，手里抱着装着遗骨的木盒一步一步走。他们穿的都是年久发白的中山装，步子慢，像是在把时间压缩。到了纪功坊前，老一辈的人把盒子放下，周围没人多说话。陈伟庄站在远处，看了一眼，就转身离开了。潘达微的名字，从此在黄花岗的碑列里，有了新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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